熏炉邪，香炉也

——灵石寺塔青瓷炉定名刍议

赵安如

摘  要：器物定名可按器物自铭称之，可依古籍文献相关记载称之。法门寺唐塔塔基地宫出土的香炉，不仅在地宫的衣物帐碑上有明确记载，其一还在内底錾为“香炉”。出土于浙江黄岩灵石寺塔的北宋青瓷炉，同为礼佛香具，亦当称香炉。

关键词：礼佛器 香炉 熏炉

1987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主持，对黄岩城西灵石山南麓的灵石寺塔进行落架大修，文物工作者在宝塔第四层的北部天宫发现了一只铁函，函内皆是珍品，其中的青瓷炉(图1)更是罕见。《浙江黄岩灵石寺塔文物清理报告》称其为青瓷熏炉[1]，笔者认为这件珍品的定名有待商榷。在文物界，此类器形多称熏炉，或称香熏，偶有称香球。这些称谓用之于墓葬出土的同类香具无可非议，但用于从佛塔出土的礼佛器则有不妥，作为佛前供养器具，向来只有“香炉”一名，而未见“熏炉”一说。那本器到底定名香炉，还是熏炉呢？作为佛前香供养的载体，则当称香炉。那通常何以多称此类香具为熏炉呢？此乃受我国悠久的熏香习俗及汉代炉器多定名熏炉的影响所致。

我国用香习俗源远流长，但在佛教传入之前，香多用于驱虫净室、祭祀天神、香身熏衣，而非礼佛，应熏室、熏衣之需而产生的香具自当称熏炉。至佛教东传，焚香礼佛的香炉和熏衣取暖的熏炉才逐渐分道。而后佛事活动日渐普及，焚香仪轨形成，香炉成为大乘比丘十八物之一，亦是佛前与佛坛之三具足、五具足之一。

北宋越窑青瓷香炉

我国在周代已设专门负责熏室灭虫的职官，据《周礼·秋官·剪氏》记载：“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熏室驱虫方式是直接燃烧香草, 祭祀时更是规模盛大地燃烧香木香草使芬芳烟气上闻于天神。《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对此，郑玄注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以臭闻者。”贾公彦疏曰：“禋，芬芳之祭。”由此可知上古祭祀就是燔烧香木使天神歆享香烟。因为“尚臭”，先秦佩香为基本礼仪，据《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容臭”即香囊。佩戴香囊拜见父母长辈，既有气味芬芳以示恭敬之意，又能辟秽防病以利少年人健康成长。至战国秦汉，焚香熏衣为贵族阶层所重，如《香谱》卷下引《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 汉尚书郎（皇帝御用秘书）值台时，按礼制，官供锦衣、锦被皆需用香熏烤。西汉马王堆一号辛追墓中出土的香奁、香枕、香囊、熏炉(配有竹熏罩)及十余种植物香料,更让我们见识了汉代贵族熏香习俗的概貌。唐代更是个香云弥漫的时代，朝会时御前必置香案，满朝臣子多是“异国名香满袖熏”。宋亦是宝马香车、衣袂飘香的芬芳世界。在这样的用香氛围中，熏炉可说是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器。

而烧香礼佛则要晚得多，据相关文献记载，汉武帝是烧香礼佛的第一人，但他礼佛的行为却极为偶然。《大宋僧史略·经像东传》记载：“案释老志曰：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年中，霍去病获昆耶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佛法流传之始也。”对“金人”，《佛学大辞典》解释为：“黄金色之人，指佛而言；又以金属造之佛像也。”鲁迅校录的《古小说钩沉》收录的《汉武故事》则更为完整：“遣霍去病讨胡，杀休屠王；获天祭金人，上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人率长丈余，不祭祝，但烧香礼拜。上令依其方俗礼之，方士皆以为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国，乃止。”虽然《大宋僧史略》认为佛法流传始自汉武帝,但当时烧香礼佛并不为大众所接受，而汉武帝也并未虔信佛教,他偶然的烧香礼佛举动即因方士之言而止。可知在汉朝之前，为适应我国用香需要而产生的早期香具，与时俗相应，一般用于熏室、取暖、熏衣，功能为熏香而非礼佛，古人按其功用称之为熏炉是自然而然的。

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器物一般以器物自铭称之，1963年9月湖南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西汉铜炉，上有“张端君熏炉之一”等铭文[2]，自此这类器形通称定名为熏炉。1981年陕西兴平县豆马村西汉武帝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了鎏金银竹节铜熏炉。此熏炉炉盖口外侧刻铭文（图2）一周三十五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由图可见熏字是加刻在“竹节”的“节”字之左，字形明显小于其它铭文，不管是何缘由要加刻“熏”字，但这加刻的“熏”字表明这件器物自铭为熏炉。这件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的皇家生活用器，铸造技艺精湛，整体造型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炉盖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这两件有自铭的香具都是出自墓葬的生活用器，而非出自佛塔的礼佛器，他们的功用仍为熏室、取暖、熏衣之日常之用，而非礼佛之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1987年4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塔基地宫开启，数千件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供养物面世，在地宫的衣物帐碑上明确记载唐懿宗供奉香炉三具[3]，出土的其中一具带炉台的鎏金银香炉，内底錾文：“咸通十一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4]。”铭文明确，制作年代、名称清楚。可知在佛教兴盛的唐朝，这类礼佛器称为香炉。但这三具香炉在当时都没有定名为香炉，却称为鎏金银熏炉、鎏金铜熏炉，直到2007年《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才在《报告》中还其本名，称为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5]、鎏金鸿雁纹壶门座五环银香炉[6]、壶门高圈足座银香炉[7]。

器物定名除根据器物自铭称之外，还可依古籍文献称之。考之古籍文献，对日常焚香器具，汉代已多称香炉，而少称熏炉。如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十载：“按汉朝故事，诸王出阁，则赐博山香炉。晋东宫旧事：太子初拜则有铜博山香炉。炉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博山香炉因炉盖之形而得名。典型的博山炉炉盖透雕出多层山形，山峰间有缝隙，当炉腹内燃烧香料时，烟气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轻烟缭绕，山景朦胧、群兽浮动，加上炉座承盘中的水助蒸香气，似仙气缭绕，使人如临海际仙境。到了唐代，香炉称谓的普及性，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便可知晓，庐山香炉峰亦因形而得名。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一中对庐山香炉峰作了形象的描述：“在山西北，其峰尖圆，云烟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在宋代，文人有“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四艺，焚香品香实乃文化行为，即俗谓香道。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列举宋人的“焚香七要”：香炉、香盒、炉灰、香炭墼、隔火砂片、灵灰、匙箸。七要之首是香炉而非熏炉，因为这香是为坐课哲思而焚，乃是香席，而非改善气味之熏香。可知古人自魏晋以降，对燃香是用于宗教供祀还是礼仪熏香已经分清，礼拜之香具只称香炉而不称熏炉，熏衣则有专门的带承盘的熏炉并配以各式的熏笼熏罩。并不像我们当下单以器形区分，有盖称熏炉，无盖称香炉。对于我们当下或美称为香熏的日常焚香之用的有盖香具，宋人则称之为“出香”或“香兽”，“出香”是对封闭式香炉的泛称，“香兽”是为各种动物造型的香炉。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的记载。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记韩平君嫁女：“奁具中有白玉出香狮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8]。”出香狮子也就是狻猊香兽。李清照《醉花阴》词中的“瑞脑销金兽[9]”则最为人熟知，“金兽”就是金属铸造的兽型香炉。

北宋越窑青瓷香炉

对于礼佛的香具，佛经一直称香炉，并无熏炉之说。如《金光明经》卷二中，人间国王在道场中焚燃各种妙香，手中所持之香具即为柄香炉：“是诸人王，手擎香炉，供养经时，其香遍布。”又据《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如来毎说法时，在大众前，常执香炉。天童取香来授与佛，令之供养。”再如《大宋僧史略•行香唱导》中称：“香也者解秽流芬。令人乐闻也。原其周人尚臭。冥合西域重香。佛出姬朝。远同符契矣。经中长者请佛。宿夜登楼。手秉香炉。以达信心。明日食时。佛即来至。故知香为信心之使也”。行香供养时，香为信使，炉为载体，礼佛如上古祭祀，重在使神佛闻香，而非熏香。就如《礼记·郊特牲》所云：“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至诚至敬的祭祀不是享用美食而是歆享气味。礼佛重香亦同理，炉内焚香，庄严道场，各种香气以佛力遍布法界，诸佛闻觉妙香，观香气云盖光明普照，成无量功德。故礼佛的香具只能称香炉，不能称熏炉。

本器出土于灵石寺塔，根据同时出土的铭文砖可知，寺塔始建于北宋乾德元年（963），主事者为寺主经律大德嗣卿，同时出土的除大量钱币外，多为佛教艺术品和供养物。本器呈球形，内外施满釉，釉色青黄，纯净如玉。器身上为镂雕忍冬纹，下为莲瓣纹。炉身内壁有墨书两周（图3），上周书：“当寺僧绍光舍入塔买舍咸平元年戊戌（998）十一月廿四日”，下周为“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充供养”，是典型的礼佛香具，故本器当称香炉。

注释： 

[1] 台州地区文管会、黄岩市博物馆《浙江黄岩灵石寺塔文物清理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266页。  　

[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第181页。

[3] [4] [5] [6]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7年，第227页、第120页、第123页。

[8]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 , 1988年，第166页。 

[9] （宋）李清照《李清照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参考文献：

（唐）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宋）释赞宁撰《大宋僧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  

（明）高濂著《遵生八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清）邹澍著、张金鑫校《本经序疏要》，学苑出版社，2009年

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杨柳桥译注《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   

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刘鹿鸣译注《金光明经》，中华书局，2010年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年，第216页

A Censer for Scenting Clothes or for Religious Purposes?

——Some Thoughts on the Naming of the Celadon Censer Unearthed from the Huangyan Lingshi Temple Pagoda

Zhao Anru

(Huangyan Museum, Taizhou Zhejiang 318020)

Abstract: the naming of a historic artifact may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f-referring inscriptions found upon it or the documented record of it in ancient times if any. The censer, excavated from an underground palace of the Tang Dynasty at the pagoda's base of the Famen Temple, has both the self-referring inscriptions engraved on the inside bottom and the record of it on a stone tablet excavated from the same site. The two sources both refer to it as Xianglu, the type of censer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This doubtlessly suggests that as early a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enser for religious purposes was called Xianglu, rather than Xunlu, the type of censer used mainly to perfume clothes. The celadon censer unearthed from the Huangyan Lingshi Temple pagoda dat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apparently also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Xianglu, the censer for religous purposes, should be a more appropriate name for it.

Keywords: Buddhist artifacts, censer for religious purposes, censer for scenting clothes